【 一 】陈美龄心挂博士生刘学东病情
8月10日，记者作为乐乐中国电视台《东瀛华夏人》的编导前去采访著名歌手、教育学博士陈美龄博士，在谈及其艺术生涯的同时，记者与她还谈到了千叶工业大学的博士生刘学东。身患血癌、生命危在旦夕的刘学东博士的斗病历程曾牵动了无数在日华人的心，陈美龄女士也不例外，仍然在关注著刘学东的命运。陈美龄女士回忆道，在去年初的乐乐中国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当她得知刘学东是在读研究生时，用自己的歌“假如”去敲开恋人的心扉时，真是好感动，好感动。陈美龄女士说到此，是噙著泪花的。她通过我们的摄像机，向刘学东这样说∶“刘先生，你的病情一定好转了吧，还记得我们在乐乐中国电视台一起唱‘假如’这首歌吗？我们还约定要在今年再唱这首歌，你和太太都好吗，我至今没有忘记你们”。
陈美龄女士现在是日本联合国儿童基金的大使，每年无数次奔走於非洲、亚洲等地的穷国家，帮助了许多穷孩子，尽管她脑子里挂著无数的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忘记刘学东的事情，并希望记者把她的问候带给刘学东、陆新红夫妇。
结束对陈美龄女士的采访後，记者於8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给刘学东、陆新红两夫妇拔电话，想尽快把陈美龄女士的问候传递给他们，然而他们家里一直没人。在日本已经夏休的日子，难道他们已经回国休息？因为在此之前，记者曾於今年1月份再次访问过刘学东夫妇，当时刘学东的病情趋於稳定。
8月13日的深夜10点左右，记者突然接到刘学东打来的电话，他说听到了留言，并感谢陈美龄女士的问候，他说自己的病情已经有好转，因化疗掉光的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听到此，记者长长吁了一口赈，随口答道，陆新红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然而，对方却出现了片刻沉默，在记者的追问下，刘学东低声地告诉记者，妻子陆新红於今年2月，在就职的研究所做例行健康检查时，发现患有胆囊癌，并於最近做了手术切除，听到此，记者的心已经沉到漆黑的海底，脑子里晃动的是陆新红那温和、坚强的面容。记者提出要去看望她，刘学东回答，去看看可以，但陆新红不想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她不想惊动在日华人朋友平静的生活。
放下电话，记者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麽好一位中国知识女性，怎样也会像丈夫刘学东一样患上癌症呢。
今年初，在千叶大学附属病院的病房里，当时的刘学东已经做完骨髓移植手术，并被平安地推出无菌室，度过了第一个危险期
感染期，而进入第二个危险期
排斥反应期，由於癌细胞的侵袭，刘学东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因此，他的满头青丝及胡须已全部脱光，肝脏等器官也受到严重损伤，因此，他的肝脏机能的GOT、GPT值相当高，血小板还在3万以下（正常人25万以上）。
在病房里，妻子陆新红只是忙前忙後地细心照顾著自己的丈夫，那天，直到医院快熄灯之前，我们才一同出来，陆新红大包小包地提著丈夫的换洗衣服，一边悄悄告诉记者，“由於骨髓移植的成功率很低，丈夫的病情虽然没有出现排斥反应，但胃的功能已非常差，基本上不能吃东西，只能靠点滴。在一路乘巴士、电车的途中，陆新红出於对记者的信任，第一次向外倒苦水，(女也)说∶“刘学东病得这麽重，家里的事只能靠她一人撑著，心里有多少委屈也不敢向外说。”当时，为支付高额的医药费，陆新红从东大取得博士学位后，就进入了一家研究所，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其实是用在丈夫的治疗中。陆新红对记者说∶“别人在日本的想法可能有许多，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与丈夫、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人能多团聚一些日子。”但是这末一个普通的希望，也由於丈夫的疾病而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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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陆新红说∶人生不能负荷太重
与刘学东约好後，8月14日，记者前往陆新红接受治疗的医院东京国立癌症治疗中心，这家医院位於东京的筑地，下车5分钟，即看到一栋高耸云霄的巨大建筑，这是记者来日本9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所医院，无论硬件或软件。或许是考虑到癌症患者的休养需要好的心境，这家医院的病房都是落地的大窗，可以极目远望外面的河川，而此时的陆新红已经静静地躺在记者的面前。一头长长的秀发已经剪去，虽然满脸倦态，但是记者的到来，还是让陆新红感到开心，她说∶“欧阳，我最喜欢与你聊天，能让我不钻死胡同。”她还告之，在数天前，她全身扎满了管子，一共是19根，现在还剩2根。谈了一阵，记者希望她接受采访，因为曾经光彩地生活过、努力过、拚搏过，如果悄然无声地、什末也不说，是会留下许多遗憾的。或许是老朋友的关系，或许是记者的劝说触动了什末，陆新红终於第一次向记者谈及她自己。
在一种缓慢的随意中，陆新红一边注视著红色的液体慢慢流入她的身体，一边与记者整理著她的话题。陆新红说∶“一个人在追求完美时，实际上会出现不完美。不要太勉强自己，做不来时，实际上就是负荷太重。而这些负荷，或带来家庭破裂，或造成儿女的教育问题，或使自己患上疾病。”她继续说道∶“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这30多年来，是一步一步奋斗过来的。读高中时，由於当时的时代是教育年轻人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帮助别人，所以，自己的做人宗旨是伸出手帮助别人，没有想到，在读高三、17岁的时候，被评上了全国的，吉林省的，长春市的三级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的到来使自己感觉要对得起大家，因此，做公益事业更加起劲，后来考上吉林大学后，又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这样，参加的社会活动就更多了，到大学毕业时，全年级300多人中，又被评为优秀毕业生（仅3人）。进入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再到母校任教，我一直有个目标，就是干什末，就要干出成绩。”
陆新红说∶“1993年来日本留学，作为自费留学生，先在千叶工业大学呆了1年左右，每天打工到傍晚，接著去学校实验室做实验一直到深夜，那一年就发表了3篇论文。后来去东京大学读博士，也是吃尽苦头。在做博士论文时，自己哭过好多次。有时指导教授的要求达不到时，自己感到压力特别大。自己是研究应用化学方面的，做博士论文，需要用大量的实验来论证自己的结论与观点，念书真是苦。”
陆新红回忆道∶“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定在98年的2月14日，刘学东是在1月10日检查出患有白血病，所以，自己只能一边看护他，一边准备答辩。”记者感到正是为了如期博士毕业，正是为了照顾刘学东，实际上陆新红在透支自己的生命。
两年前，陆新红进入日本野口研究所触媒材料研究室後，仍然在高速运转中。丈夫刘学东接受治疗的千叶大学附属病院里，与他一起斗病的许多日本病友，因病情出现反覆而恶化，一个个相继离去。看到丈夫满脸的忧伤，陆新红更加小心翼翼地关怀着自己的亲人，生怕丈夫已经脆弱的心灵遭受更多的伤害。记得记者去采访刘学东时，正碰上刘学东的一位要好的日本病友刚刚去世，刘学东那种缓不过赈来的表情，让陆新红非常心疼。陆新红这位纤弱的女性，用她的生命支持著丈夫的生命，当时，记者曾告诉他们，在日本采访时，看到过不少在日华人夫妇反目为仇，互相伤害的事情，而陆新红用心、用泪、用爱，保持著自己的小家庭，刘学东虽然身患癌症，却得到了一个中国女子美丽的全部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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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学东说，人生不後悔，活著就是胜利。
眼前的刘学东已经长满一头黑发，与今年初判若两人，但是他的白血病并没有痊愈，他现在每周还要去千叶大学附属病院检查一次，医生对他的生命是以天计算的，就是说，从去年10月24日做完骨髓移植手术後，他已成功地、胜利地活过291天。与他同住在该病院的10位患者，大都先走了，但是这些病友生命的消失反而燃起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勇赈。他说∶“活著就是胜利。”对这句话，记者感到其分量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只有经过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人，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灿烂和生命的沉重。
刘学东说∶“白血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即使做完手术，也有可能随时复发，但是活著一天，就要有信心过好每一天。我的一位日本病友也是非常顽强的，他是我们住院病友中剩下的最后一位男病友了，本来医生判他熬不过6月底了，但他硬撑著，活得非常坚强，以求自己生存，他不断接受治疗，并充分信任医生。”刘学东说，他前天又去千 大学附属病院看望这位病友，他已经完全不行了，一周都撑不住了，但是，仍然充满乐观，在讲不出话时，还伸出小指头（意指刘学东的妻子陆新红）问其手术是否OK。讲到此，刘学东流泪了，他说，这位病友是位农民，常让家里人给刘学东家里寄米，就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告诉刘学东，“我死了，但今年9月份的新米，我会让姐姐给你寄来的”，正是这位农民病友的影响，使刘学东与疾病作斗争的勇赈和信心越来越足。
此时记者又把话题转向陆新红，问她是否会像刘学东一样，与病魔作斗争，陆新红虚弱地回答道∶“两年来，与学东一起与疾病斗争的经历，使现在的自己对这一切都不陌生。”因看到陆新红坚定的眼神，刘学东反而双泪直流。他说∶“今年3月份自己出院，自己没有死，当时感到自己是一步一步从山脚爬过一座大山的感觉。但是今天，陆新红病倒了，却难以置信，因为，一个家庭里出一个癌症患者已经足够了，没有想到竟然会出两个癌症患者。”说到此，刘学东与陆新红是泪眼相视，记者也是强忍泪水。但是刘学东话题一转∶“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两人的生命也不会太长，但是，我们没有后悔。不管怎麽样，人生不后悔就行了，即使与病魔作斗争，我也是当作一种愉快的事情。在我患病初始，每天高烧不退，有时，一天是6次高烧，汗水淋淋，护士每天要换4次床单，每次趁热退下去，我就赶快把稀饭吃下去，呕吐後还继续吃。”
来日本之前，他们两口子都是大学教师，问及来日本的理由，两口子的想法几乎一致，就是想超越过去的自己，超越周围的日本人，证明自己的优秀，并以优秀的成绩来显示出做中国人的荣誉感。刘学东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国，自己就是想让周围的日本人认识到，中国人是优秀的，正是为了这种优秀，而比日本人付出3、4倍的代价，去追求学业上的成功。”陆新红感叹道∶“当你努力去拚搏，在得得失失中，很难说是得还是失。”
记者与他们两口子讨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这一代来日本的大陆学子，拖儿带女的居多，在生命是否能承受这末多压力时，大家就匆匆上路来日本了，而日本的快速的生活节奏，就像一条无止境的高速公路，只要是上了这条高速公路，你这辆车再破也只能拼命往前闯了。最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观点，身体不好的人最好不要来日本，因为来这里後，你就身不由己了，不是说今天干干，明天就休息休息。鞭打快牛，鞭打慢牛，始终有一根鞭子在抽打你，你必须干，为自己的荣誉，为国家的荣誉，或者是战胜自我。
即使在这个时候，即使在陆新红只能依靠点滴生存时，她还在想著它的两个国际会议。在这次发病前，陆新红的一个研究课题被具有权威性的国际会议的评审一致认为有较高价值，并定为在仙台的国际会议上口头发表。因为要求用英文发表，她这几个月突击英文，连“随身听”都听坏了，就在要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前夕，她终於倒下了，到此时，她还在埋怨自己给研究所的工作带来麻烦，让别人中途拣起来，代她去发表，她还在为自己手上的3个专利不能尽快投入生产着急。
陆新红、刘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後第一代大陆学子的缩影，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观让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希望自己国家强盛，他们更希望在自己的国家活得有价值。他们骨子里有雷锋的血，还有王杰、刘胡兰、董存瑞。
在崇高的人生目标下，刘学东、陆新红在崎岖的科学羊肠小道上跋涉。尽管他们跋涉得很辛苦，并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正像刘学东说的人生无悔，死而无憾。 |